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我准备返回宁波了。临行前，我将母亲的房间又整理打扫了一遍，同时将物品擦拭干净后归类整齐。待一切都做得感到很满意了，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问母亲：“妈，我爸平时有最喜欢的东西吗？比方说我爸平时最喜欢拿在手里玩的东西，或是一直珍藏着舍不得拿出来的东西，不要多么值钱的，只要是他心爱的东西都可以，我想把我爸最喜欢的东西带上一两件回去做个纪念。”
母亲想了好一会儿，也想不起来。又想了好半天才说：“你爸除了手机、手表整天没离过身外，倒没看见过平时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你把这两样东西带回去做个纪念不行吗？”
我摇摇头：“这些东西都是很平常的日用品。我想找两件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我爸平时喜欢写写画画，也喜欢记记账什么的，有他写过字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小本本，带回去，也要比带手机、手表什么的强多了！我经常翻看我爸亲手写的东西就能想起他老人家了！”我 一边解释一边提醒道。
经我这么一提醒，母亲似乎想起了什么，从床头柜子里找出一串有的已经生了锈的钥匙，试了几把才把一个老式五斗柜门打开，拿出一个铁盒子，放近眼睛前看了看说：“我看到过你爸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打开这个铁盒子，看看里面的一个小本本，擦擦后又放进去了。我知道这里面没有钱和存折什么的，他的钱和存折都放在那个床头边的柜子里，也从来没上过锁。为了给他治病，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从来不翻看他的东西，你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也许， 你可以从其中找到他最喜欢的东西，不然他怎么过不了多久就要拿出 来擦擦呢！还要锁上呢！要是你认为有纪念意义的话，不管是贵重还是不贵重，都拿回去吧！”母亲一边絮说着一边将铁盒子递给了我。
母亲虽然是解放后的初中毕业生，按说文化水平在那时候的农村是够用的了，可作为相夫教子的农村妇女，每天除了操持繁多的家务，就是出勤挣工分。多年来，整日的劳作和繁多的家务似乎让母亲没有学有所用的机会，特别是从外公外婆那里长期接受的“嫁鸡随鸡，嫁 狗随狗”的传统思想教育已经根深蒂固，她对父亲向来百依百顺；再 加上父亲走得太急，从患脑卒中住院到临终，也不过十来天的时间，且在离家较远的合肥市某医院接受治疗，所以我相信她对父亲的任何 东西都没有至少是没来得及翻动过的。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铁盒子。看盒面上的图案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月饼盒，红色打底，“月饼”二字是用美术字写的，虽然字迹基本上看不清楚了，但如果仔细辨认，还是能看见的。盒子上绿叶桂花 树的图案也已经模糊，周边已经生了锈，露出麻麻点点的锈迹。
我费了一点劲才将生了锈的铁盒子打开，一眼便看到放在最上面 的几个蓝色塑料封皮的小笔记本。随手翻看了一下，里面记录的都是 党员会议召开的时间、学习材料等大致内容、安排的工作和一些往来 的电话号码等，有的字父亲不会写，是用“○”替代的，到底是什么 字可能只有父亲自己知道。我随手将笔记本放在一边，又朝盒子里看 一眼，一沓64开的党费证赫然映入眼帘。揭开党费证，最下面则是从 十大到十七大的党章。我打开一本封皮已经老化变硬了、裂口了并有 些扎手的党费证，收费人“桂列宪”三个字映入我的眼帘。
我心头一热，桂列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在我心头是抹不去的。他是一位任职多年的老支书，也是我们那个大队红极一时的人物。可以说，在我们那个大队（后来改为村)里，有几人不知“桂列宪”的呢？我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听说过他，懂事的时候更是多次见到过他。他长脸，尖下巴，皮肤较白， 高高的个子，好像牙齿不太好，说话有点咬住牙，但不是咬牙切齿的 那种。因患过天花病，有人背后喊他“桂麻子”。那时候的大队支书一 干就是好多年，不像现在的村支书，担任几年后要进行换届选举，选 上了才能继续担任。所以，“桂列宪”就像一张名片一样印在我们那个大队大人小孩的大脑里。
父亲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可惜我没问过。至少是“文革”以前吧。因为在最旧的一本32开蓝色封面的会议记录本上，就有1964年的党员会议记录。“文革”时期的会议可真多啊！在我的记忆里很少有不开会的时候。公社的、大队的、生产队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开，而党员会 议绝大多数是在晚上开。我们生产队有五个党员，两个是复员退伍军 人；一个老党员，姓曾；还有一个中年人，好像姓贾，长得人高马大 的，此人不久便离开了我们生产队。那时老曾大约快六十岁了，个头 不高，胖胖的，很精干，走路一阵风似的。很多时候我们家还在吃晚 饭，老曾就来找我父亲了，说是要到大队去开党员大会，学习党章，学习“老三篇”等。每每这时，只参加过扫盲学习班的父亲就急急忙 忙吃完饭，换上一件干净一点的旧衣服，带上一个蓝色的皮本本，随 老曾一起到大队部开会去了。有时半夜里听到母亲起床给父亲开门， 我才知道父亲的党员会议又开到了半夜。我早晨起床后，还能看到父亲半夜带回来的、放在桌子上的党章、党费证和会议记录本等。有一次我打算翻开看看，披着衣服正准备出门的父亲连忙上前从我手里把 他晚上带回来的、没来得及收起来的东西收起来，然后拿上哨子在生产队四周吹了一圈并叫喊着，一天的生产工作又要开始了……
作为一名党员和生产队队长，父亲虽然是“群众里的官，官里的群众”，对集体的财产却从来都是不贪、不占、不拿。记得有一次我病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好转了些，但连续几天没有食欲。当时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我向母亲说我想吃桃子。按说一个生产队队长，从 二百多亩桃园里带回几个桃子是无可厚非的。母亲知道父亲的脾气， 脸上带着笑拐弯抹角向父亲说了。父亲脸一黑：“桃子是集体的财产， 我这个生产队队长带头去拿集体的财产，那社员们会怎么看我？全生产队三百多号人，就靠这点集体财产分点钱，都像你说的想拿一点就 拿一点回去怎么能行？再说了，我已经在社员大会上说过了，谁敢拿 一个桃子回家，就让谁在大会上作检讨，拿多了还要开批斗会。我怎么能带头违反队里的规定？”母亲看了看面黄肌瘦、两眼深陷的我，觉得很委屈：“你就不能悄悄地带两个回来吗？又不给华子、莉子（我的两个妹妹） 她们吃。我平时也没让你带公家的东西，不是长江子（我的小名儿）病的时间太长了没胃口嘛，说是想吃桃子了才让你带两个回来的。你是生产队队长，到桃园里去谁会提防你呢？偷偷地带两个 回来还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偷偷摸摸的事我做不来！”父亲黑着脸决绝地说。
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爷爷过来了。听明了子丑寅卯后，他回到当时居住的四叔的家里，拿了几个鸡蛋到街上卖了两毛钱，又柱着棍子蹚过河到河岸边的桃园里，买了两斤桃子，这事才算了结。
从此以后，母亲给父亲送了个外号叫“黑脸”。每逢有人问父亲的去向，母亲如果不知道，总是笑着说：“不知黑脸这会儿又跑到哪去了。”
“文革”后期，父亲又当了几年的大队长。“文革”结束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队也改名为村。经过民主选举，父亲又担任了村主任。后来村里的经济渐渐得到了发展，村民也逐渐过上了好日子。同时随着土地承包制度的深入人心，村民开始想尽办法托关系“开后门”，想承包好一点的土地。父亲虽然是“群众里的官，官里的 群众”，但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让他做什么事都是公事公办。记得有 一次，有一个和我们家关系不错、我们都叫他“老七爷”的老人，大清早拎着一条猪大腿来到我家，对着正在洗漱的父亲说想承包离河岸 不远、旱涝保收的五亩地种西瓜。父亲草草擦掉脸上的水珠，笑嘻嘻 地说：“七叔，不是我不给你老人家面子，这五亩地虽然是公管的地 （即还没有分配给农户），可要的人比较多，我想可以搞竞争承包，谁 出的钱多就让谁承包！”
“这办法好，我出最高价，然后你再在村里把我出的价格降下来， 这事不就办成了！”老七爷颇有些得意地说。
父亲脸一黑：“七叔，你怎么动起这样的脑子了，这是我会做的事情吗？”
老七爷有些尴尬了：“那算了！那算了！我走了。”
“七叔，我家里养了几只鸡还有几只鹅，想吃肉了就可以杀一只，这猪肉你还是拿回去吧！”
“你看你看，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嘛，俺两家的关系又不是一两年了。就是不找你办事，我也要送过来的。”
“七叔，你送猪肉给我，我还得买东西送给你还你人情，这不是让我破财嘛！”父亲笑着说。
老七爷还想再找理由，父亲继续笑着说：“七叔，你不拿回去，要 让我送回去，就难看了。”
老七爷这才拎起猪大腿，悻悻地离开我家。
没有什么文化的父亲又当了几年村主任就回家种责任田去了。我家孩子多，且当时都在上学，母亲个头不高，手脚又慢，身体又时好时坏，家庭的经济仍然十分拮据。父亲没有手艺，只会捕鱼。有一次， 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父亲说又到月底了，该交党费了，问母亲有没有钱。母亲说昨天刚卖了几个鸡蛋，买盐又花掉了，等过两天鸡下蛋卖了再给父亲交党费。父亲脸一黑：“这事怎么能往后拖呢？”然后披上蓑衣，挑起捕鱼的工具，出了门，很晚了才回来。母亲看见渔筐子空空的，连忙问：“怎么连鱼影子也没见到？”父亲打着哆嗦边将湿衣服脱下来边说道：“逮的鱼已经送到街上的饭店里卖掉了，明个可以交党费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带上那个小红本本，冒着雨到村支部交党费去了。
父亲对党的热爱缘于他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母亲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解放前，奶奶去世得早，爷爷为了最小的儿子不至于饿死，就决定把他送给一顾姓人家。小叔叔被人抱走的那一天，父亲哭着喊着，抱着他的小弟弟死活不松手，但最终还是无法阻止这件事。为了让年幼的父亲能够活下去，爷爷又将父亲送到地主家放牛，稍大一点又让他给人家种田。有一年，十五岁的父亲给东家挑稻捆子，经过一道水田放水口时，一脚没跨过去，稻捆子从肩上掉下去，成熟的稻子落了一地，正好被东家看见了。东家拿起棍子照着父亲的脊背狠狠地抽打起来。父亲吃力地将稻捆子重新挑在肩上，那东家仍然不依不饶地继续抽打着父亲的头部。父亲将稻捆子一扔，转身就往家里走。 爷爷看到父亲脸上背上的一道道血痕，问明原委后心痛地劝道：“忍着吧，去给东家道个歉，接着干活去吧！”父亲倔强地说：“我不给人家 帮工了！打死我也不去了！”“你不帮工吃什么呢？还是去吧，给人家 帮工，好歹能活下来。”爷爷继续劝说道。“我去捕鱼，俺介里有几条河，别人捕鱼能活下来，我捕鱼为什么不能活下来呢？”从那以后，父亲就靠捕鱼为生了。
正是由于亲身经历过解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情景，父亲才产生由衷地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的信念，并愿为党 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他担任生产队队长和大队长的许多年后，国 家开始对这一批人实行养老补助，我知道父亲没有领过一次补助。“我住在街道上，做点生意就够吃够喝的了，不用向组织申请补助什么的 了。”父亲对母亲说。
尽管父亲已经去世七年了，但他留下的那厚厚的一沓党费证和那 些党章我还一直珍藏着。有时翻开党费证看看上面的党费数字，父亲向母亲要钱和捕鱼挣钱交党费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从父亲的党费证上，我基本上能够看到他老人家交党费的轨迹。根据老支书桂列宪 签收的党费记录，我知道父亲交的党费最早是五分钱，之后是一毛。改革开放初期，父亲的党费是五毛，后来则涨到两元。进入二十一世 纪，父亲老了，但经过多年打拼，家境也殷实起来，听父亲说社区党 支部（我们那里的村民全部划归街道社区管理了）要他每月交两元党 费就可以了，但父亲还是按每月十元即普通上班人员的标准交纳，这在党费证上也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下来。而且从数字记录来看，父亲不是一下子交的，因为收党费人的名字排列得并不整齐，用笔也不一样， 有的是圆珠笔，有的是钢笔，甚至还有用铅笔记下的，可见父亲的党 费是每月交纳一次的。
时节不居，岁月如流，我的党龄也已经三十多年了。这几年我从 工作岗位上内退后，因为生计的关系，经常在外谋生。为了方便，我 基本上是将一年的党费一次性交清，连党费证都没有要。与父亲相比，我觉得我这个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远远不及他老人家高。虽然我和父亲都是无职党员，但我只能惭愧地说我比不上父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尽 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为党做点事情，但他对党的热爱，他对共产党员 这个称号的珍惜都是我没能做到的。他是那样小心翼翼地爱护党费证 和珍藏党章，即使是保护财物也没有那样用心。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他党员身份的凭证。眼睛里是容不得半粒沙子的，所以他经常擦拭它，小心呵护它，用心保管它，不让它蒙上灰尘，不让它沾上污点。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自身的不足，看到了与他的差距。好在我是他 的儿子，如今又有幸在浙江康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做党务工作， 有条件和父亲一样真诚地对待党员这个称号。我相信今后我一定会像他老人家一样对党忠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