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永远都戴着一顶发黄的大草帽，他的两只裤腿似乎永远都是卷起的，露出两条古铜色的粗腿，他的脚上似乎永远都穿着一双或 新或旧的解放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和一个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他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任衡山县贯底公社书记的李福生同志。 

人民公社这个机构，现在的年轻人已经陌生了。它是过去集国家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于一身的基层组织。作为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公社书记，是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的。但在李福生身上，看不到权力的影子，相反，他身上永远都散发着农村干部特有的泥土气息。 

语言最土的播音员 

那时社员家都装有广播，由公社播音员播报。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各播报一次。每个公社的广播站都配有专门的播音员。当时贯底公社的早播播音一直由书记“越俎代庖”。 

李书记的播报内容几乎永远都是种田种菜、养鸡养猪这类农事。播音语言可以说土得掉渣。 

播得最多的是号召大家种萝卜。好像一年四季都在说这个话题。 

他讲起萝卜的美味就说：“萝卜不放油，夹起两头流。萝卜不放盐，煮起又清甜。” 

讲种萝卜的好处就这样说：“冬恰萝卜夏恰姜，不要医生开处方。讲种萝卜的方法就说：“萝卜白菜葱，多用大屎攻。” 

到四月种红薯的时候，他就每天宣传红薯的美味了。他把三餐吃红薯的情景编成顺口溜，形象生动，充满农村黑色的乐观主义。“早上能猪能羊，中午油麻咯糖，晚上吹吹打打上床。”其他地方的人肯定听不懂这土得掉渣的方言土语。他的意思是说早上吃整个整个的红薯，就好像吃整只猪整只羊一样。“能”就是整只的意思。中午红薯里面掺杂一点大米一起煮。大米饭粒就像芝麻，方言叫油麻，星星点点的，很少，确实是像芝麻。红薯就是糖，有点甜味嘛。最有意思的是晚上，从柴火的灰烬里掏出一只煨熟了的红薯，用手拍一拍，用嘴吹一吹，把红薯外表的灰吹拍干净，叫吹吹打打，吃了上床睡觉。 

他有时又操心农民没钱买油买盐，就鼓励大家养鸡。“每户养了几只鸡，恰油恰盐不用急。” 

总之，在他的嘴里，生产队的事，社员家里的事，他都能用社员听得懂的民谣方言说出来。这些土得掉渣的语言，有的是他从社员那学来的，有的是他自个儿创造的。语言虽土，社员们听着亲切。 

他又好像长了一双千里眼似的，各生产队每个社员家的生产生活情况他都了如指掌。 

他有时就在广播里指名道姓地骂人。

 譬如哪家吃粮没有计划，只顾眼前吃饱，不管荒月挨饿，他就在广播里骂：“某某某，你是甲饿死鬼投的胎？吃的一个死叫花子了。打算荒月喝西北风？让你家人做饿死鬼？” 

他知道哪家没按时种萝卜或没种红薯秧苗，他就骂：“某某某，你果只懒鬼，还不种下红薯秧子？明天我到你家去看，还冒种下，你莫 做男人了。” 

奇怪的是，他这样指名道姓骂人，竟没有一个恼他的。当李书记第二天亲自上门检查时，主人家都会笑嘻嘻地卷一支“喇叭筒”递给 他，而且一准改正了错误。 

因为李书记熟知农事还能把农事知识用自己独创的语言，用社员 喜闻乐见的土语方言、民谣谚语的方式说出来，社员们易懂易记，所 以大家都把李书记当朋友，当乡亲，当老师，当自己最信赖的人。 

半斤粮票和七分钱的故事 

农村收割稻谷的工具是脚踩打稻机。脱粒后拌桶里残留的稻秆枝叶被称为“烟毛子”，“烟毛子”里面还挂着少许的谷粒。那时粮食太金贵，所以李书记决定想办法让社员把“烟毛子”里的金子淘出来。 李书记从县农机局借来一台强力脱谷的机器来帮助社员们淘金。 

那天，在石仓大队元石生产队的晒谷场上，聚集了生产队所有的 青壮劳力。在正式开机劳动之前，生产队队长廖哲顺笑着叫书记发烟。 

“好，好！”书记热情地答应着。 

大家迅速围过来，充满期待，书记请客，该是正儿八经的香烟吧。 那可算开洋荤了。可是书记给每个劳力手上递一张自己用报纸裁成的约莫一寸宽三寸长的小纸片，然后便掏出一个装满烟丝的小布袋，让大家自己卷烟抽。 

书记带头从布袋里抓起一小撮烟丝，放在纸片的一角，斜着卷起， 卷成一头大一头尖的喇叭筒，接口处用舌尖沾上口水，就粘住了。抽烟的烟民并不失望，一人卷一支，用火柴点燃，晒谷场上一下就弥散着浓郁的烟草味道。 

李书记照例戴着发黄的大草帽，两个裤腿卷起，露出古铜色的粗 腿，脚上穿一双半新的解放鞋，把“喇叭筒”吸得津津有味。他与那 些农民待在一起，与农民没有半点区别。 

脱粒开始了，机器的轰鸣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那“烟毛子” 脱粒产生的粉尘沾在所有参加劳动的社员身上，也沾在参加劳动的李书记身上，他的草帽上、眉毛上、脸上、衣服上都是密密的粉尘，远远看去，就像一尊灰白色的雕像。 

当所有的“烟毛子”都脱完粒以后，生产队收获了一堆有五六百斤重的金黄的稻谷。这时太阳已开始从西边的山那边沉下去，晚霞把西边的天空染得分外妖娆，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开始冒出袅袅的炊烟。社员们都在为当天的胜利成果而开怀大笑。 

可就在这个时候，李书记却和社员们发生了一场“争吵”！ 

原因是这样的，为了抢时间，中午生产队为参加劳动的社员提供 了免费午餐，菜品为鸡蛋、萝卜、白菜。米饭按每人一斤大米的标准。讲好是免费，这时李书记却非要付餐费。 

队长代表社员们说出了不该收费的理由：李书记吃得少，只有那 些青壮农民一半的饭量。并且，李书记也全程参与了劳动，理应享受免费待遇。 

“我是国家干部，也是人民的公仆，为你们服务，是我分内的工作。你们现在还很穷，连饭都吃不饱。一想到这些，我就惭愧，我就难受，怎么还能占你们的便宜呢？一分钱也不行！” 

最后社员做出妥协，让书记缴纳半斤粮食。 

“好吧。我出半斤粮票，七分钱。” 当李书记把半斤粮票和七分钱交到队长手里时，所有的社员都默默地注视着李书记那双古铜色且结满老茧的手，谁也没有说话。

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从此，元石生产队的社员在背后称呼李书记的时候，很自然地加上“我们”两个字，成了“我们李书记！”

两个臭皮柑 

李书记以社为家，很少有时间回家探亲。于是经常是他爱人带着孙子来探亲了。 

有一次，李书记下去“家访”，五岁的孙子也吵着要跟爷爷去。李书记舍不得孙子，就答应了。 

在途经社员曹文林家门前时，小孙子被曹文林家门口那棵臭皮柑 树给吸引了。那上面绿油油的臭皮柑向小孙子发出诱人的微笑。小孙子不懂事，死活要吃树上的臭皮柑。 

李书记一年到头难得见上小孙子几面，做爷爷的难免对孙子有些宠爱。于是李书记鼓起勇气，进屋向曹文林说了买两个臭皮柑的意思。 

曹文林二话没说，立马搬来梯子摘了两个。 

李书记接过臭皮柑，非要付一毛钱给曹文林，曹文林死活不要。 你推我辞几个回合之后，曹文林在跨进大门的一刹那，把钱丢在李书记面前，马上把大门关上了。任李书记怎么敲，曹文林就是不开门。 

李书记只好把钱捡起收进衣袋里。 

第二天早晨，李书记把食堂供应的早餐——两个馒头用报纸包好， 亲自送到曹文林家，作为两个臭皮柑的钱！ 

“李书记，这柑子是自家树上结的，还没熟透，值不了一毛钱。你太较真了。” 

“这不是较真，当干部的就是不能占公家便宜，占老百姓便宜，一 分钱也不行。一分钱与一百块钱没什么区别，性质都是占便宜！”曹文 林收下两个馒头，默默地目送李书记离去，很久很久，直到他的背影 消失在目光的尽头！ 

贯底公社后来改为贯底乡政府，再后来并入新桥镇了。贯底人民公社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湮灭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了。

但老一辈农民永远记得，曾经这里有个贯底公社，贯底公社的书 记叫李福生。他永远都戴着发黄的大草帽，卷着裤腿，穿着解放鞋， 抽着“喇叭筒”，说着老百姓听得懂的土话。 

他曾经是农民们最信赖的朋友！现在是他们永远怀念的对象！